关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的随想
2024 年 8 月 27 日下午，我站在哈尔滨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一处展台前，看着一份名为 《A 报告》的记录。
《A 报告》也可以被称为《炭疽菌人体实验报告》，其中的“A” 便是“Anthrax”（ 炭疽菌）的意思。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筑建起了实验基地，对其抓捕的中国抗日志士、平民及少数苏联战俘接种“炭疽菌”，并进行病程追踪和病理解剖。
除了《A 报告》外，馆里还陈列了《G 报告》、《希尔报告》、《费尔报告》等日军进行细菌战及人体实验研究所犯下罪行的证据，这些“科研成果”最后又被日军转化为了细菌战武器，在浙赣地区制造了瘟疫，造成的死亡人数被认为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。
在报告的旁边，还有一份原七三一部队少年队队员关于活体解剖的证词：
有一天早上，被我浇上消毒水的中国人，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，都准备在今天解剖。中国人的脸胀紫着沾满了血，从担架上“滴滴答答”地流下来。“两支樟脑液(强心针)!”大木伸出两根指头，命令我去注射。被注射了樟脑液、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，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。但是，身体不自由了，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，凝视着顶棚。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，用右手的手术刀“咔嚓”一声，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，血流了出来。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，把头左右摆动。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位置，叫道:“樟脑强心剂两支!”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。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:“鬼子!”迅速地变了脸色，咽了气。细岛倒拿着手术刀，从中国人的上腹部到下腹部，再从下腹部到胸部，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。拉开骨锯，切断肋骨，露出全部内脏。20分钟后，中国人的肉体被脔割了，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……
【日】篌塚良雄、高柳美知子著《七三一部队原少年队员的告白》
这些内容深深地刺痛了我，并且在之后的一年里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中，带来一个令人坐立不安的问题——这样的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
我的问题并不是“ 1931 年的侵华战争是怎样发生的”这样宏观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更加微妙，也更加让人困惑的事：
一个人是如何能够活生生地解剖一个人？他们是如何克服所谓的“动物性的同情”呢？
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，但是那往往与“冲动”、“仇恨”、“野蛮” 等非理性因素联系在一起，在今时今日，我偶尔也会有想杀死一个人的冲动，但是当我冷静下来，理性会告诉我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。似乎，理性、科学等现代化的观念，使人摆脱了蒙昧的野蛮，走向了文明。
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无法代入到解剖者的视角，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对着同类“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”却不会受到道德感的谴责，不会联想到，这个被切割的肉块，同样拥有着母亲、父亲、朋友，同样拥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爱恨情仇。
这绝不仅是一个“邪恶的领袖”所引发的事件，也绝不只是所谓被蒙蔽的群众因无知盲从而犯下了暴行，七三一部队毫无疑问是理性的，细菌实验的设计遵照了对照原理，记录的数据也很翔实，包括受试者编号、性别、感染方式、从实验到死亡的病程天数，心脏、脾、胃等器官的感染路径和病变数据，实验者通过显微镜观察受试者心脏、肺、扁桃体等器官病理变化的跟踪记录，另附有大量图纸、图表和病理切片照片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也可以算是一份“科研成果”，而且相当有价值，这份价值大到美军在战后，为获得731部队研究资料与 731部队成员秘密接触并达成秘密交易，为他们摆脱审判，直到1978年才解禁相关资料。
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既是理性的，受教育的，受过科学训练的，又是反人性的呢？为什么在第七三一部队这件事上，科学和理性，好像并没有建立起文明的堡垒，而是服务于黑暗？
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·凯尔曼认为，反对暴行的“道德自抑”至少在三种情形下会受到损害：
1） 暴力被赋予了权威（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）、
2） 行动被例行化了（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）、
3） 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（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）
在七三一部队中，这 3 种情形毫无意外共同发挥着作用——关于 （1）、（2）两点，在侵华战争中显然是显而易见的，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是由日本高层进行授意的，为了所谓的“更伟大的利益”，部队的行动也向来是有着规章约束的特性。
而关于（3），在七三一部队中，受试者被称之为“原木”，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人将731部队基地伪装成木材厂的缘故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受害者的“非人化”处理。
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体现，在这些报告上并没有记录下受试者的名字，而是用编号代替，我感觉到愤怒，但是又觉得正常——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细菌战，为了赢得战争，而不是为了去了解这些中国人民，记录下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对于这个目标而言毫无意义，而用一串编号来命名，在管理上则更为方便。
而就是这种理性、科学的逻辑下，人的名字的消失了，人不再是人，他的社会关系随着名字的消散而消散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暴力受害者名义上被剥夺了人性外，暴力的使者也在实质上被悄然地剥夺了人性。
可是，如果我们愿意更进一步地思考，我们将发现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实，关于“道德自抑”的三要素并非是历史一朵偶然的浪花，它仍然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中。社会学家齐格蒙·鲍曼在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一书中指出，大屠杀是一项现代性的成果，而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：
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，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，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，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，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、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。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，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，看似悖谬，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。
当今的社会拥有着一套复杂的运作机制，极其细化的社会分工可以使得每个人远离“道德责任”，一项工作“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，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。“中间人”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，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。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。”
这让我想到了日本的死刑执行方式：执行时，死刑犯被带入刑场，死刑执行官将在场外，在刑场外放置了三到五个“处决按钮”，其中只有一个与踏板相连。 哪个按钮是真正有效的按钮，对按下按钮的执行官是保密的，以此缓解执行官的心理压力。
实际上，社会运行的机制比日本的死刑执行机制要更来得精妙得多，早在 1931 年，大多数人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其他人类，而他们也可以为自己辩解，这是出于理性和科学的考量，为了“大东亚的共荣”。
而 2025 年与 1931 年相比呢？似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，甚至于借助互联网的发展，我们不需要甚至都不需要坐在桌子旁边，而是透过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就可以毁灭其他人类。我们可以随意地把另一个人当作电子宠物，可以对另一个群体，冠之以比“原木”更加恶劣的称呼，我们也可以随意地支持某个政策，不经审慎地支持某场战争中的一方……
潜在的去人性化机制已在数字时代指数级进化。
鲍曼说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：任何情况下，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。
可是，谁又来定义道德责任呢？而做到哪一步才算尽到了自己的那份道德责任呢？似乎又要掉进无穷无尽的辩论之中，陷入一种新的混乱。这似乎也是对后现代化的一种常态，批判现代化，又无力支持起一套新的架构。
兜了一大圈，所思所想的，好像也并不能给出一个所谓的答案，只是对七三一，对现代性下的残忍有了一些更具象的认识，所能领悟的大概也只有那么一句话：
无论如何，把人当人看，把自己当人看，也把别人当人看。
这像是一句废话，但也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罗盘。
©许安平SpermWhale 2025/06/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