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房记

生活在他方，总得找个地方住。

我至今拢共租过 7 间房子，2 间是在西安上大学时租的，5 间是来深圳工作后租的。有的房子很狭小，让我像一只甲虫一样局促，有的房子南北通透，光照充足，允许我肆意伸展，但无论好坏，他们都曾让我在异乡安身，替我遮风挡雨，给过我限时的可能在方寸之间构建自己的国度。偶尔回想起来，也想提笔给他们做一个记录。

我租的前两个房子都在西安。那时候我在西安上大学，还习惯 23 点前睡觉，同排舍友则是个夜猫子。虽然我们应该理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息习惯，但大学寝室并没有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环境，与之相反，它提供了一个逼仄的空间、焊在一起的床架，并且把不同专业、不同作息习惯的学生塞了进去了，在这个空间里，舍友的一举一动都会传递到彼此的世界里。

我还记得我们曾争论过 23 点后是否要熄灯，记得那些深夜里摇着椅子咯吱咯吱的声音、冲澡声、电话声……最害怕的是当你睡着后，舍友爬上梯子，床板一阵摇晃，你醒了，过了一会舍友的呼噜声响起，你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。第二天一早，你要去上早八，舍友却还在睡觉，你知道他下午才有课。

对床的舍友Kevin也同样深受其扰。我们形成了一个受害者联盟，相互鼓励，进行了大量的自救工作，安装床帘，买耳塞，申请换寝，可惜均于事无补。去申请换寝的时候，辅导员一如既往地倡导我们学习西迁精神，向当年支援西部大开发，从上海远赴西安在各种艰苦条件下办学的前辈们学习，我则在想，这大概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在一个彻夜未眠的夜晚之后，我决定搬出寝室。

我在豆瓣上找到了一个合租房，我和其他三个租户共享客厅和卫生间，房子也破破烂烂的，墙上的贴纸掉落了一半，一些木地板已经翘了起来，但至少我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至少我的家教费能够覆盖房租，至少我终于能睡上一个安稳觉了。许多年后，我看到伍尔夫的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》时，我仍会想起那个远在西安的破旧出租屋，想到当我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开灯，能够不受干扰地睡够 8 个小时后，我的内心是如何慢慢平复下来，如何变得充满耐心，变得自在、温和。

房东在客厅养了一只猫，有时房东出远门，会拜托我帮忙投喂猫粮。一段时间后，猫咪会在夜里到我的屋外挠门，发出喵喵的叫声，直到我把门打开，它跳上我的床，我挠它下巴，它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。我们就这么构建起了友情。不过好景不长，过了一两个月它开始发情，开始随地小便，房子里都是它的尿骚味，房东把它关在笼子里，它的性情也变得阴晴不定，一有人靠近它就亮着爪子呲牙，有一次我给它倒猫粮的时候，它透过笼子在我的手上挠出一道口子，我们的关系就这么淡了下去。

临近放假的时候，房子到期了，为了节省假期的房租，我没有选择续租，而是短暂地搬回了寝室。那时候搬家还很方便，我的大部分东西一直放在寝室里，我把被褥、洗漱用品、衣服胡乱地扔进蛇皮袋里，提溜回寝室，完成了一次短途迁徙。

等到开学后，我开始重新找房子。

那时我已经存了一笔家教费，预算比上次更加充足些。我开始渴望有阳光，有厨房，有更干净的卫生间。我在学校西门外找到一个不错的房子，虽然还是个合租房，而且是用客厅隔断出来的单间，但也因此有一个自己的阳台，有一个公共的厨房，不过这个房子要求押两个月的押金

房租的金额对于当时的我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查验房东的身份证和房本的要求，房东很痛快地答应了。他向我出示了身份证，把我领到小区里的另一户人家门口，叫出来一对老夫妇，房本上写的是他们的名字。他说这是他的叔叔。

我还有些疑虑，但是这时候房东的妻子牵着六岁的女儿过来找他，我一看这拖家带口的大概不是坏人，便放心地签了约，把钱转了过去。

入住后也一直相安无事，不过等到我退租的时候，房东却突然把我拉黑了。我去找房东的叔叔询问情况，对方却改口说那人和他根本不是什么亲戚，只是个二房东，这个月的水电他也还没有交，让我交了以后再退租。

我报了警，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，不归他们管，让我去打官司。我开始写起诉状，“人民法院在线服务”提示我要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明，我翻开合同想找到房东的身份证号，却发现合同上只写了他们的名字。我试着从物业那弄点信息，物业告诉我，他们也无能为力，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来找那个黑房东了……

再后来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，疫情相关的政策反反复复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又不得不搬回了寝室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到了深圳南山区工作。

来到深圳后，我才具体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大城市的压力。在西安 800 块能租到的房子，在深圳 3000 元也未必能租到，哪怕房子在小区里，水电也可能按“商水商电”算，服务费、清洁费、宽带费乃至于宽带速率，一条条信息都要确认清楚，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掉到坑里。

我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区里租了间合租房。我住的是一个很小的次卧，租金 2700 元，面积却只有 10 平米，放了一张床、一个衣柜，一个书桌后就集合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。房间里有一扇小小的窗户，不过房东建议我不要打开，因为那面向的是一个天井，里面都是住户积年累月随手扔进去的垃圾。

那时候我觉得我能够能耐这样的小房间，我想我白天都在上班，周末在外面游玩，房间里只要有张床能睡觉就好了。但很多时候，人会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。

入住的第二天我的嗓子就发炎了，等到第三天快下班的时候，我坐在工位上，想到一会要回那个出租屋，我就觉得沮丧，我不愿意称那为家。回到了出租屋后，打开空调，空调的出风口传来了一阵淡淡的潮湿腐烂的味道，我坐在床上，蜷曲着双腿，感觉自己是一只南方蟑螂，在一个小纸壳里苟延残喘。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搬离这个房间。

我联系了我的租房管家，以更高的租金（3200 元）和更久的通勤时间为代价搬到了另一个小区，叫做科苑花园 58 区。

那是我至今为止租过最好的地方，尽管也是个合租房，面积也只有 13 平米，但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住在一个用客厅隔断出来的单间里，客厅的阳台也被收纳进了我的房间，这意味着我拥有了新鲜的空气和数不尽的阳光。

小区的绿化特别好，阳台面向的是小区内部的花园，我打开阳台的玻璃推拉门，闻到一些淡淡的花香和青草汁液的味道（大概物业前不久刚修整了草坪）。每天早上，阳光穿过阳台流进我的房间，我感到由衷的幸福。

我在那个房间里读书、写作、看电影、偶尔做饭，每天下班，我都很期待回到那个房间，扑到我的床上，幸福地睡一觉。我愿意称那为家了。我意识到了我身上的植物性，我需要阳光、空气，需要伸展我的枝桠。

合租的室友也都很友好，一个室友是腾讯的员工，天天加班到很晚，但进出门总是轻手轻脚的，我们没有怎么说过话，但却在这份安静中感受到了他的善意。另一个室友是一个做游戏的男生，一副热情老大哥的形象，偶尔我们在客厅里碰到，总会停下脚步随便聊几句天，他会让我帮他拍电脑的开箱视频，我在做饭的时候会找他借两个鸡蛋。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我们被封控在小区里，他拿了一袋冻馒头给我，作为回馈，我炒一些菜和他分享，互帮互助地度过了被封控的时光。

我在这个屋子里度过了在深圳的第一个夏天和秋天（深圳没有春天和冬天），在这里我学会了怎么修理空调漏水，学会了怎么在一个小屋子里思考宇宙，学会了怎么当一个深漂。

后来我被公司裁员了，房子租期也差不多到了，老大哥劝我续租和他继续当室友，但那时我的下一份工作还没有着落，这里的房租又太贵，最终还是选择从南山搬去了宝安。再后来，我找到新工作，又在新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，再之后的故事倒也没有什么详细叙述的必要了，无非是随着工作的变动，从一个出租屋迁徙到另一个出租屋。

某一次换租的时候，我想整租一个单间，我坐在中介的小电驴后面，去一个个地方去看房。夜里南山的街头依旧繁华，道路很宽，绿化很好，路灯把街面照得明亮，直到走进了一个小区，中介打开一个亟待出租的单间，我又闻到了一股潮湿腐烂的木头气味。我想这里的白天大概没有阳光。

我意识到原来阳光也是要计价的。我想我还是住在客厅好一些，至少阳台像是太空飞船的气闸舱，让我与这座城市的距离没那么遥远。

©许安平SpermWhale 2025/05/13